战时经济学：俄罗斯的平台工人和国家资本主义

  劳工权利系列第四篇文章：大卫库马良（Давид Хумарян）和安德烈谢夫丘克（Андрей Шевчук）谈网络站点平台工人和战争对该行业的影响

  自2022年3月以来，国际专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试图预测俄罗斯经济因制裁而下滑的程度和速度。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预测往往不准。然而，现在我们已可以看出工业生产下降、出口和消费者需求下降。即将到来的危机将如何影响国际分工中最进步的经济部门？

  俄罗斯的经济模式通常与对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和工业发展极不平衡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在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对采掘业的依赖是合理的，但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却阻碍了利润较低的行业的发展。

  然而，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中，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互联网行业无疑是成功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历来以银行业、服务业、零售业和在线消费服务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质量为傲。在富裕的大都市，成千上万不同技能水平的临时工为庞大的在线消费行业提供服务。所有为在线平台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都将灵活的工作时间与不稳定的就业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台经济具有很强的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新冠疫情提高了数字公司的利润和股价，而平台则吸收了因裁员而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战争、史无前例的制裁和国际危机对俄罗斯的零工经济有何影响？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平台工人阶级的地位？

  过去十年来，外国平台公司未能在俄罗斯零工经济中占据强势地位，最终在2022年离开了该国。该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建设主权数字经济经验的迷恋，很可能决定未来几年本国零工经济的发展趋势国际孤立已成为其正当理由。

  目前，俄罗斯市场被少数（最多20家）本地公司分割成不等的份额。市场上最大的三个品牌是Yandex、VK和Sber（俄罗斯储蓄银行的品牌译注）。他们拥有大多数流行的在线服务和市场，以及出租车、食品和杂货配送市场。其他著名的，但不属于俄罗斯大型科技公司中的互联网公司在规模较小、多样化程度较低的服务市场开展业务，在我们看来，他们在危机中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并购交易，互联网公司之间的资产流动这些都是战前俄罗斯科技市场的特征，但现在这一进程似乎加快了。

  寡头之间曾经为争夺同一市场而相互竞争，但近年来它们采取协调行动来划分势力范围。例如，Yandex摆脱了新闻聚合器和博客等“有毒”资产，有效地垄断了在线广告、出租车和餐饮外卖市场。VK完整地控制着以前由Yandex拥有的社交网络和信息资源。除了与VK的联合资产外，Sber还控制了餐饮外卖和即食食品公司。因此，今天我们已能说“准垄断”取代了寡头垄断。

  国家在俄罗斯数字资产的循环和数字垄断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Yandex在没有受到联邦反垄断局（FAS）反对的情况下垄断了某些市场，并公然宣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官员们保留了通过监事会“监视”公司活动的权利。反过来，VK公司由克里姆林宫内部政策首席策展人谢尔盖基里恩科的儿子领导，现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受到了敌视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的攻击。随着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在俄罗斯的业务放缓，用户们完全失去了VK的替代品。作为一家国有企业，Sber在2月24日之后立即受到制裁，几乎将所有业务本地化。俄罗斯官员在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主权”理念显然也会影响平台。

  我们认为，2月24日之后，俄罗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平台的趋势更加清晰。显然，国家监管互联网公司方面的利益是希望更全面地控制有关公民的信息。但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规范零工工人的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逐步使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合法化，以填补预算中的漏洞。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会羡慕俄罗斯目前在这方面的立法。

  在欧洲和美国，多年来，平台工作者的地位一直是学术界和公共政策讨论的热门话题。正在讨论关于承认平台工人作为平等雇员或给予他们特殊地位的提案，针对主要平台的许多诉讼正在法院审理。可以说，在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逐步限制平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为了自身的财政利益，正在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对平台上的“打工经济”和就业进行监管。一个由国家、资本和消费的人组成的反对劳动力的联盟正在形成。

  据市场分析人士称，2022年俄罗斯约有170万工人将平台作为主要就业岗位，而偶尔或定期在平台上工作过的工人多达1550万。

  虽然在俄罗斯，个体经营活动总是可以合法化的，但大多数零工工人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没有签署合同，也没有纳税。在过去十年中，在远程工作交易所交易的自由职业者中，签署正式合同的通常不超过12-15%。

  在出租车和外卖市场，形成了一种间接雇佣的模式：公司或个人企业与平台签订合伙协议，然后以合同方式甚至非正式的方式雇用工人。这样，平台既避免了大量税收负担，也避免了可能的监管要求。

  然而，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努力使个体经营合法化。2019年，为员工提供了一个简化的自营职业者注册系统，以极低的税率（4-6%）登记为个体经营者。与前几年的经验相比，该举措取得了一些成功：迄今为止，已有超过550万人登记为个体经营者。

  事实上，非正规部门合法化是通过就业制度的自由化来解决的。在税务部门的建议下，平台越来越多地绕过中介公司，直接与个体户合作。国家主要受财政利益驱使，对平台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太关心。公众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法院也仅记录了几起针对平台雇员身份及其劳动权利的诉讼案件。

  在现代俄罗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平台可以成为非正规部门合法化的有力工具。在第一阶段，国家寻求建立自营职业者的会计和税收制度。然后，平台被赋予税务代理人的职能，独立计算并向雇员收税。最后，行业“洗白”之后，可能会增加雇员的税收负担。当然，“主权”零工经济的自由监管制度的形成对于事态的发展（主要是对工人而言）是一种负面的情况。

  平台公开将其员工定位为拥有广泛职业自主权的个人企业家，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工作地点、时间和工作量。“你将作为一名小企业家，成为个人独资公司”我们的一位受访者在受雇于一家热门食品配送公司时听到的鼓励之词。不难猜测，无论是“小企业家”还是“个人独资公司”，都必须对生命、健康、财务状况以及任何财务和生产风险承担全部责任。

  零工受益于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比全职员工更容易受到伤害。2022年的现实情况是，在市场力量平衡方面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国外大型制造商离开后，找到高薪职业的机会少了很多。我们认为，由于工人从工业向服务业的流动，大城市非标准就业的比例将持续增长。此外，有理由相信，危机的加速将迫使企业降低全职员工的工资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将大量技术工人推向平台，在保留他们主要工作的同时寻找固定的兼职工作。因此，因此，一系列与零工活动合法化和平台工作条件相关的问题迟早会被提上公共议程。

  迄今为止，可以说平台工人实际上被排除在社会保护体系之外，包括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他们不受劳动法规范的约束，这些规范规定了工作条件的标准：工作时间、遵守安全和劳动保护要求。最后，零工工人不能组织工会和罢工。

  在西方，围绕平台经济讨论的中心是零工的合法就业问题，这些零工实际上充当隐性雇员（没有社会福利、医疗保险、解雇奖金等权利）。由于俄罗斯大规模的政治停滞，此类讨论实际上没有公开地位。然而，个别工人的言论表明，目前的讨论轨迹类似于美国的案例，Uber和Lyft的员工仍然是个体企业家。

  一位16岁的Yandex快递员首先欣赏时间的灵活性，这使他能够将学校教育与稳定的收入结合起来：

  “这就是我选择 Yandex 的原因有自由的时间表。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放学后来，吃饭，收拾行李，随心所欲地去上班。”

  中年人谈论不稳定的工作也有类似的语气，尽管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会期望稳定就业，这样更能满足长期生活和财务规划的需求：

  原因很可能在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就业质量。将零工工作与其他就业选择进行比较后，许多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换工作，他们的损失将远远大于他们获得的收益。这在低技能就业领域尤其严重：

  “我想说的是，对于快递员这个职位来说，这里的薪水很高，Yandex和Delivery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如果你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份快递员的工作，每月能拿到 2 万（卢布）就不错了。而这里的工资要高得多。”

  此外，自发组织的工会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大型平台施加压力，让工人在标准和非标准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如果政治运动成功，工人们并不期望通过减少公司利润来改善工作条件，相反，工资会降低并失去其他奖金：

  “首先，这会立即减少空闲时间；必须至少工作法律规定的小时数；快递员的收入会立即下降，而且至少会下降两倍。还要扣除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平均收入将在4万卢布左右。而你现在可以努力工作，赚到十万。”

  这种预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在经济危机马上就要来临之际。此外，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危机时期，俄罗斯雇主会通过降低薪酬成本、操纵固定和可变薪酬部分来留住员工。换句话说，如果就业合法化，“临时工”就有可能获得的是灵活的薪酬模式，但薪酬低且时间不灵活。

  在工业社会中，工会和集体谈判是阶级冲突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并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出现。

  与典型的大生产行业不同，数字化的经济中工会组织的潜力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因素的限制。组织上的权力下放和工作个体化、缺乏凝聚力、工人及其利益的社会多样性、非正规工人和移民在法律上的弱势地位，都阻碍了广泛的集体行动。

  尽管禁止参加罢工，但俄罗斯零工工人（主要是外卖和出租车行业）的抗议活动已超越1271起。有些行动一次就有一千多工人参与。这些集体行动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引人注目的，并得到了官方工会的支持。除了罢工和之外，斗争的形式还包括网络上的协同行动以及各种应用程序操纵（例如，出租车司机在高峰时段大规模下线）。工作的标准化以及工人在正式和自发聚集点的实际共同存在的相对可能性，使这些部门最有利于采取集体行动。

  由于俄罗斯现代历史上缺乏自主工会的传统，平台工人必须自己寻找集体行动的策略。抗议活动的最大的目的是引起媒体关注，公开报道要求事实上的雇主做出让步的问题。通常，这些行动是由一小群非正式的活动人士协调和实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会上的记者人数超过抗议者的人数，通常仅限于几十人规模。

  然而，这一策略也逐渐受到政治限制，这些限制在2月24日之后最终形成。首先，国家对媒体活动的控制逐渐增加，到2022年，绝对没独立的出版物，对基层抗议活动的报道进行严格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实际上失去了主要的斗争工具公众对平台就业问题的关注。

  其次，国家将劳工领域的集体行动政治化，并随后将其定为刑事犯罪。尽管工人通常不会提出政治要求，但执法机构开始将任何基层集体行动定性为政治行动。这并非俄罗斯劳资关系领域独有的现象，而是威权主义的日常特征，威权主义正在迅速退化为独裁政权。快递工会主席基里尔乌克兰采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工会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平台工人组织之一。2022年4月，基里尔因多次违反举行集会程序（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12.1条）而被捕，目前仍在监狱里。乌克兰采夫案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实际上将任何劳工抗议定性为犯罪，并使其在当前条件下的前景变得渺茫。